歐立德經典語錄
歐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早年在耶魯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從那時起就開始致力於東亞研究。他曾經在**、*大陸，以及日本學習生活多年，1993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他現在是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是內亞與阿爾泰研究博士委員會成員，歷史與東亞語言博士委員會主席。
經典語錄
歐洲的一些作家也會贊成這種觀點：伏爾泰（Voltaire，1694—1775）就非常欣賞乾隆的文學素養，他在寫給腓特烈二世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的信中談到了《盛京賦》，伏爾泰寫道：“我很欣賞乾隆詩中透出的那種輕柔和美德。我禁不住要問，乾隆統治着這樣大的一個帝國，怎麼還能夠有時間寫出這樣的詩篇呢?”但是，在看了《盛京賦》後（1770年在歐洲已有法文譯本），腓特烈大帝只是淡淡地表示此詩“並非歐洲風格”。多數現代讀者在這點上可能會同意他的觀點。
我們很難了解乾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年輕人。官修史書將他描述為一個聰明、脾氣温和和恭謹謙讓之人。這與其弟弟和親王弘晝的貪婪、懶惰且對待禮儀非常輕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據説他的弟弟喜歡舉辦自己的葬禮，由自己扮演死者，“賓客們”要號啕痛哭，以博一樂。這種輕浮讓乾隆頗覺格格不入，甚至讓他厭惡。我們還知道，即使在年輕的時候，乾隆也非常喜歡學習，併為自己的學習成績感到自豪。
乾隆與雍正的複雜關係或許並沒有乾隆與康熙的關係那麼為人所熟知，然而，雍正對乾隆的影響卻絲毫不遜*於康熙，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雍正對弘曆也寄予了厚望，否則他也不會選擇弘曆作為繼承人，或是煞費苦心地在1722年春將弘曆引見給康熙。有*據表明乾隆確實可謂雍正的掌上明珠。例如，1723年，雍正作為皇帝首次主持祈谷大典（每年最重要的禮儀，正月舉行，以祈獲豐收），曾賜乾隆胙肉分享。這一姿態象徵着雍正對乾隆的信任，也預示着皇上的抉擇。當年晚些時候，雍正決定祕密立乾隆為皇儲。乾隆之弟弘晝對此也有記載：“吾兄隨皇父在藩邸時，朝夕共處，寢食相同。及皇祖見愛，養育宮中，恪慎温恭。皇父見之，未嘗不喜，皇父聞之，未嘗不樂。”
確實，他對馬戛爾尼勛爵提出的問題，讓人覺得他對歐洲地理的瞭解非常膚淺：“他問英國距離俄羅斯有多遠，他們的關係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離英格蘭不遠，是否向英格蘭朝貢？”但是，如果乾隆能夠抽時間去查詢一下多年前傳教士們為他繪製的地圖，就不會問出這樣簡單的問題了。毫無疑問，乾隆對於西方地理是非常熟悉的，他甚至讓蔣友仁在圓明園一座大殿的牆上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他知道歐洲出現了大麻煩，即法國爆發了*，也知道俄國宮廷中當前的*謀。乾隆是一個可以不厭其煩地去糾正他所看到的文字中的語法錯誤的人，怎麼可能會假裝不知道英國和俄國的相對位置呢？如果乾隆一再提出這樣幼稚的問題，那麼他很可能是故意為之。
經年累月的過度勞累給這位57歲天子的身體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雍正四年時，他已積勞成疾。然而，雍正身邊的大臣仍然難以説服他鬆弛緊湊的日程來休息一下。通常，雍正每天清晨五點鐘開始第一次朝會，午夜時起草最後一份諭旨。現在，他又出現了不適的症狀。起初他還能在病榻上處理國事，但在24小時後，他突然變得非常虛弱，除了接見他的兩個已經長大*的皇子（其中一個是寶親王）外，無法處理其他任何事情。他的兩個兒子整天都焦慮地陪伴在他身邊。
無論如何，必須承認20歲的乾隆看上去確實非常嚴肅認真。在他本人給這個青少年時期的文集所作的序中，確有許多值得讚美的描述，可以反映出他所受到的儒家學説的薰陶：常取餘所言者，以自檢所行。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於言行不相顧，能知而不能行，餘愧不滋甚乎哉。其中也有這樣出人意料的坦誠：內反竊深慚恧，每自念受皇父深恩，時聆訓誨，至諄且詳，又為之擇賢師傅以授業解惑，切磋琢磨，從容於藏修息遊之中。他知道自己遲早有一天會成為皇上，似乎偶爾會因此而失眠，並感到些許擔心。弘曆因此而感到苦惱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也是人。但是，在審慎地培育着一個幾乎如神一般之形象時，他通過這樣一種坦率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仁慈，確實讓人覺得有些意外，尤其在考慮到他後來的經歷時就更加如此。
在清朝這樣一個不正式公佈合法繼任者的國家，權力的傳承是一件可怕而又不可預測的事情。清朝的滿洲統治者不像前代王朝的*統治者那樣，自動立長子為皇儲，而是以與其*傳統相近的蒙古和突厥人的方式來解決權力的繼承問題：一個統治者死後，他的至親與上層貴族一道，召開會議來決定在皇帝之子或其他男*親屬中誰最有資格成為繼任統治者。儘管這種方式有爆發爭鬥之險，但也有利於確保領導權落入能人之手。雍正帝之前的所有清朝帝王都是通過這種方式被推選登基的。但是，雍正除外。
“漫長的18世紀”，須知這並不僅指某個特定的時間段，而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甚至已經成為史學研究中的一個專門領域。……令人遺憾的是，儘管這個概念在歐美學界被廣泛認知的時間已經有20年甚至更長，也有一些論述早已譯成中文，但在*學界迄今鮮有迴應者。我們仍然習慣以“康乾盛世”的傳統説法，以一種自説自話的方式描述它，而沒有意識到，從這裏入手來看待清朝，而不是僅僅將其視為*傳統社會循環往復的盛衰規律來看待，才能夠使我們對乾隆時代的研究有更多元更深層的理解和實質*的突破。
所以，明朝有時會煞費心機地在該地區刻意培植不穩定的因素，然後再以一個維和者的面目出現在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