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惆悵》經典語錄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裏就說了這個問題。柳宗元說，公元前201年，韓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嗚呼。這是“病流矢”。此後，惠帝劉盈，文帝劉恆，景帝劉啓，“陵遲（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集權的郡縣制卻充分地體現出它的優越*。秦末天下大亂，然而“有叛人而無叛吏”（有起來叛逆的民衆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官員）。漢初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國而無叛郡”（有起來叛逆的封國卻沒有起來叛逆的郡縣）。中唐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將而無叛州”（有起來叛逆的將領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州府）。歷史*，郡縣制是有利於帝國之長治久安的。

資中筠先生就講到了“三*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氣節，並認爲這是有着許多缺點的士大夫“一個極寶貴的優良傳統”。資先生這篇文章是說大專辯論賽的。她指出：“雄辯的力量在於堅定的信仰，大至哲學思想，小至解決一個具體問題的方案，總是認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才值得竭盡全力爲它鼓與呼；抽掉了這點‘自以爲是’，等於抽掉了辯論的靈魂。”我也想跟着說一句：知識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識，而在信念。知識本身並不是力量，加上信念纔是力量。這種“有知識的信念”表現於爲人處世，就是“書生意氣”。抽掉了這點“意氣”，等於抽掉了知識分子的靈魂，而這種“意氣”本是源於讀書人之入世情結的。我想，這或許是入世和出世“理應不成問題”時資先生還要思考這一問題的原因之一吧？

能攻心，則疑慮自消，從古知書非好辮； 不審勢，即褒貶自誤，後來治學要深思。

再完善再健全的制度，也是靠人來執行的。人不變，制度再好也沒有用。最後的結果，恐怕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防不勝防。*人在這方面，可是積累了上千年的經驗。因此，根本的問題在於改造社會，改造國民*，這可是比經濟體制改革和*體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艱難得多的事情，正可謂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