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经典语录

托尼·朱特，是研究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于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等撰稿。他的两部重要作品《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已由新星出版社先后出版。2010年8月6日，托尼·朱特这位人文学术界的“霍金”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家中去世，享年62岁。

如果你想去的是阿尔卑斯山脉，法国境内的更高，意大利那儿能吃得更好，奥地利的滑雪更便宜。德国的那部分阿尔卑斯山脉再不济，起码德国人更友好。瑞士呢？纵有“手足情，500年的*与和平，结果他们搞出了什么？布谷鸟报时钟”。 德国一切只讲效率，生活缺乏别的可能*，灵魂得不到滋养。意大利是无休止的乐趣，没有松弛。但瑞士却充满了反差：高效而保守；明丽却平淡；善于待客却无甚魅力

知识分子的孤高和一个人的时代优越感之结合，的确很容易让这个人产生自己坚不可摧的幻觉。

对我来说，爱是这样一种境况，它能令被爱的人满足于独处。 “停驻”总令人紧张——无论停驻在哪里，总有做不完的事、取悦不完的人，不是要完成这个义务，就是要勉强扮演那个角*：感觉上怎么都不妥。然而反过来，“前往”则令人轻松。我从来没有像要独自前往某处时那样愉快过，且路程越长越好。步行令人高兴，骑行令人享受，坐巴士也很好玩。而乘火车，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感觉。

Love, it seems to me, is that condition in which one is most contentedly oneself.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非常满足于做自己，他就处于被爱的状态中。

倘使不是希特勒，犹太教恐怕早就消亡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各国逐步取消对犹太人的隔离，犹太宗教、犹太社群主义以及犹太教固有的仪式都纷纷收到侵蚀：长达几个世纪对外界的一无所知以及内外合力导致的孤立很快即将告终。同化的进程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渗透，已稳步展开。

如果一个人非常满足于做自己，他就处于被爱的状态中。

的确，对于任何足够久远的社会而言，这一点都能成立，不管是从风格上还是从时空上而言。然而，那个时代的作品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们仍然拥有一种惊人的力量。甚至在1991年，我们仍能同意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ois Mauriac）在1949年写下的那些话，他将彼时对匈牙利审判秀的辩护描述为“灵魂的下作”。我们能够回应它们的原因之一在于，那时的一些作品仍与我们同在；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常常出自那些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地位的男男女女笔下，他们是法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小说家、哲学家、剧作家……以及道德家。他们的声誉也许随着时间黯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读到他们对*、人类苦难和痛苦的道德选择的无动于衷时，我们的不适感就能消失。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关注主题就是前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失当。毕竟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细致描写古拉格及其恐怖的作家。1968年，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再一次叙述了50年代的捷克审判秀；在他之前，是赫鲁晓夫自己。 而在此之前，还有40年代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和戴维·鲁塞（David Rousset），他们详细揭露了“集中营”的运作方式。

约翰·多恩形容他的情人，说她就像“美国”：是他新寻得的大陆，等待着情欲初萌。其实美国本身也像个情人，若即若离——即便到了中年，体重超标且妄自尊大，她仍有一丝风韵。对审美疲劳了的欧洲人来说，她的矛盾和新奇正是这残存风韵的一部分。这块老牌“新大陆”，一年又一年地（花着别人的钱）发掘自己：它是躲在前工业时代神化中的帝国，既危险，又单纯。

过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它只是不同而已。

爱是这样一种境况，他能令被爱的人满足于独处。

班达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从而心怀鉴借，他论辩道，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追求正义和真理，是捍卫个体权利——进而，在一个大站队的年代，一个你必须投身此阵营或彼阵营的年代，把这种使命贯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