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经典语录

《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9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更多)

这或许是极权恐怖机制的“秘密”所在——它无需把每个人改造成恶魔，只需要每个人跨过一个“小小的”道德门槛。“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一个巨大的乘数效应就可以汇聚成巨大灾难。普通人可以仅仅因为“尽责”、沉默、无视而成为邪恶的组成部分，而他必须成为敢于赴死的英雄才能摆脱邪恶的漩涡。当他为邪恶贡献0.0001%的力量，他可以推卸掉99.9999%的责任，但是一百万个“他”就可以共同施加百分之百的残忍。

希特勒之前的意识形态家和希特勒本人都把德国一战后的混乱和堕落解说为“疾病”，尤其是雅利安种族之病。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个时代已是病入膏肓，都腐烂了。任何想要治愈它的人，首先就必须鼓起勇气，找到这种病的原因。”对此的诊断结果是种族主义的：那个唯一真正进行“文化创造”的雅利安种族，放任自己被以犹太人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毁灭者”削弱，直至生存危险的境地。犹太人是“种族污染”和“种族结核病”的代理人，也是寄生虫和细菌，在他们寄生的那些宿主民族身上引发疾病、退化和死亡。他们是“永远的吸血鬼”“吸血蝙蝠”“细菌携带者”“人身上的寄生虫”和“腐尸上的蛆”。

埃瓦尔德可能没有朋霍费尔那种深刻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没有后者的*声望。然而，我猜想，在有一点上埃瓦尔德类似于朋霍费尔和克罗伊茨费尔特，那就是，早期的宗教接触影响到了这位新教牧师的儿子。不管这种影响是什么程度，不管一个人曾与纳粹运动有过什么样的联系，一种内在的正直保存下来，使得一个人在特定时刻能够说“不”。一个对此事深为关心的德国医生，与我一起了解了埃瓦尔德的整个故事，悲伤地总结说：“看来，一个英雄并非是真正的英雄。”情况似乎大概是这样：埃瓦尔德远不是一个反纳粹英雄；但也许他毕竟还是一个英雄。在这个领域已经基本顺从了纳粹*时，作为其中的医生，埃瓦尔德做出了直接的、勇敢的、个人和职业的行为来反对医学杀人。

在所有这些中，约翰·S不仅将自己表现为一个生物学理想主义者，而且还是反对其他人过分行为的“理*的纳粹”。他为“日耳曼种族有一些独特品质”这样的概念辩护，宣称这是“一个科学观念”，“我们想要唤起北欧的、真正的欧洲文化〔Kultur，这个词在纳粹的用法中可以指‘种族文化’〕……本质而言日耳曼种族的精神实质”。然而，他又承认德国民族是多种族的一种混合，把“*”等同于种族，“我们把事情看得太狭窄了”。不过，他把这些错误归因于当时遗传学知识的不足，也就是说，只是一种无知。

一个关键想象来自19世纪后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所说的“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他这句话说于1879年，而这个想象却回响在几代人之中。数十年之后，一个主要的反犹主义者说，这个想象已经“成为我的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在我20岁的时候，就是如此”。的确，我访谈的医生中，有好几个人都不太自在地、常常是不太明确地提到特赖奇克这句著名的话。犹太人导致了德国“不幸”，这个想象鼓励了各个层面的反犹主义，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到现代的“科学种族主义”，再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所喜欢的那种看似温和、甚至是“反思”的形式。总之，的确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犹太人问题”，德国人必须得处理。

各类机构的主管们有一种强烈的绝育冲动，消灭众多情况下可能会有的遗传影响：盲人、聋人、各种先天缺陷者、畸形足、兔唇和腭裂这类“残废人”都在绝育之列。这种遗传主导的世界观，要求医生们进行各种讨论，即不仅仅对虚弱者和残损者进行绝育，而且对他们的亲属、对任何有可能“携带”他们缺陷的人都进行绝育，讨论如此做法的明智*。毫不令人吃惊，弗里茨·伦茨在这上面走得最远。他提出了对那些只有微弱精神疾病征兆的人也进行绝育的好处，尽管他也承认，如果激进地应用这个原则，将会导致对整个德国人口的20%都进行绝育，这相当于2000万人！

帕方缪勒和他的同事们得到了充分授权，筛选饿死哪些人。没有表格或问卷调查表。用格哈德·施密特的话来说——他在战争末期接任了埃格尔*格的院长，这种“假食物”就是一种“杀掉的方式……它在传统意义上并非杀害，不是有着明显原因或结论的一次*行动”。帕方缪勒经常筛选那些病情被认为未严重到足以送往毒气中心的病人来饿死。埃格尔*格的座右铭是：“不给他们油水，然后他们就自生自灭吧。”这里的饮食基本上复制了考夫博伊伦的模式，只是每天增加了一片面包。但这个食谱被*在饿死人的时间上不够奏效后——厨房人员有时会违背命令，在菜汤里加一点肥肉或肉——就把它的份量也减少了。

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讲法语的东欧幸存医生的*告：“教授喜欢去理解不可理解之物。我们这些自己曾在现场的人，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且会一直问到生命结束之时，但我们永远不会理解它，因为它就是不可理解的。” 这段话并不仅仅是谦虚，它更表明了一个重要的法则：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被我们充分理解的。我们最好是承认：一种局部的理解，一种理解的方向，是任何方法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不管约翰·S在前线的经历起了什么作用，他经历了这些却不后悔。他知道纳粹杀了许多犹太人，但却要*这个数字被夸大了，许多犹太人并不是被德国人而是被乌克兰人所杀，而且“数字并不说明什么”。他尽力（而且成功地）坚持他的纳粹宗教。他的结论是，国家社会主义并不错或者并不坏，而是“时间太短了”，让它实现目标的时间太短了，这“将用许多代人的时间”；希特勒如同摩西一样，“打开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大门，但没有穿过入口”，说希特勒从本质而言“是19世纪的人”。最后，“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出足够的生物学教育，这就不可能在生物学上对*进行足够的教育”；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的悲剧，在于它从来没有实现”。

所以，纳粹计划，并不是那么达尔文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多的是对进化过程的绝对控制，控制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未来。纳粹广泛地使用了一个达尔文学说的术语——“选择”。他们精心策划他们自己的“选择”，策划他们的人类进化版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试图接管大自然的功能（自然选择），接管上帝的功能（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